新汉诗：大国文化的崛起
文/原野牧夫
一
中国作为一个古老伟大的诗歌国度，是让这个世界都刮目相看的；而汉诗，将在未来的世界文化领域里，都是世界对中国文化的界定语。
然而，走在这样一种历史的光环里，我们却几乎时刻都深深感到一种不安，一种自惭形秽，一种困惑和迷茫。时下中国诗坛上的混乱无序状态，一些五花八门的流派、形形色色的主义，几乎大多是进行西方现代诗歌理论再加工的“本土化”，或者干脆“我什么也不是——只是我自己”，或者学着明星的样子一丝不挂的“下半身”粉墨登场，或者做个无视诗歌存在做个制造文字垃圾的先锋；一些分行文字甚至一些文字符号，生活中的口语不经过任何提炼贴上“诗歌”的标签大量的塞进诗歌论坛；一些人自己写不出诗来就写博客想“骂”出名气，挥舞着大棒对中国诗人吼着声音猛追乱打——要么换副面孔出现不顾一切硬充当诗歌主治大夫专家，借某名人名家某一句话直接就下诊断书断言中国的新诗失败或干脆说死了；一些不甘寂寞的诗人一直也处于浮躁和紧张的情绪中，他们难以静下心来进行诗歌创作，总是想着借某种捷径把自己精心包装炒作一下，然后成为公众关注的“诗坛芙蓉姐姐”或“裸诵王子”；等等。而市井生活世人偏又容不下诗人洁净的真身子，哪怕在朋友圈子里你谈及生意上事情包准会有人马上就投来羡慕的眼光，饭局后说上歌舞厅或保健中心泡脚去，他一定会车子油门打开跑的比你快，深更半夜还不愿看到营业场所打佯，而你要是找个安静幽雅的地方一边听听轻音乐一边谈论诗歌，即使有人耐下性子出于礼貌附和你两声，绝对背地里或心底里说这个人有毛病或神经病。还有一种特别现象，报纸上一条和自己毫不相干的新闻或花边消息有人认真看——那可以带来消遣，杂志上一些低级无聊的逸闻“性”事有人眼前一亮——那可以带给感官刺激，电视里一场超级歌会歌手哪怕唱一首词东拼西凑加两句英文而曲不断复制加工的歌配上一些低俗表演有人为之疯狂——那可以成为追星族或当今时髦，更重要的一点是，这些报纸、杂志、电视节目等，都可以让人从中挣到白花花的银子拿在手上；而诗人写作出来再好的作品却是一堆烂文字，不但换不到一分钱的稿费——除了极少数所谓的名诗人，或者与诗歌刊物编辑有些关系渠道的诗人之外，平常几乎在街上的报刊亭也无法买到一本诗歌刊物，惟一的诗歌传播途径也就只有通过网络、民间刊物，还有一条出路就是自己掏钱出版，但书店却很少有人愿意让这些诗集排上书架，摆在那里也是无人问津。这种现象在中国，被称作“诗歌文学边缘化”。
有人说：诗歌如同一位前世的宫中太子失宠后被废为庶人，或今生又流落烟火人间的没落贵族。应该说，处在当前这样一个历史大变革时期，中国文化正经历一场前所未有的大裂变而产生的阵痛过程，在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现实社会里，又是处在这样一个时间就是金钱的快餐式文化消费时代，在现阶段出现“一切向钱看”的特殊现象也是非常正常的，和失去某种实际工具作用的其他文学一样，诗歌也注定难逃此劫。虽然说中国人的腰包鼓起来了，但真正鼓起的总还是少数人，要么是经商致富的款爷，要么是官场得意的红顶子，要么是娱乐世界滚爬跌打出来的明星大腕，要么就是写字楼里位高薪厚的CEO，大多数中国人还是处在温饱或半温饱状态，渴望着一夜之间富起来，却一天天都在感叹物价上涨太快，口袋里的钱再多也经不住一日三餐柴米油盐孩子上学老人赡养生病上医院唰唰几下子花眨眼就花完，也就太多的心思和精力首先都放在如何挣钱上，仅有的一点点休闲时间要用来通过一些娱乐方式消遣，再就是看看报纸或电视、上网，了解一下当天的新闻同时也了却一种全新阅读方式所带来的精神自足。如此而来，诗歌也就成为小范围内的一种文化——但不是走进小文人式知识分子——或所谓民间诗人的狭窄圈子。这是一种社会对诗歌传统文化的漠视，对真正的诗人来说，又是一种对文化现状的清醒。因为现在真正能够花些心思和时间放到读诗写作和诗歌研究的人，要么是生活基本安定提前达到小康的诗歌爱好者，希望自己的生活和精神世界过的更充实一些，从时代所带来或与生俱来的孤独的精神意识里通过文字把自己解脱出来，也想通过写作实现自己的文学梦想；要么就是对诗歌始终还怀着一种高度的历史责任感和社会文化良知的诗人，不甘心看到诗歌及其文化像被废为庶人的太子一样颓废或如没落贵族就这样落魄下去，希望用自己的竭尽所能把大国文化的旗帜重新在诗人肩上抗起来；还有一种也就是在诗歌领域享有某种特权或过去光环的所谓国家诗人、某些企图通过某种流派运动让自己的名字作为诗人写进中国文学史或诗歌发展史的流派主义诗人，以及某些国家供养的官方文学研究机构人员作为一项工作来进行的关注。尽管如此，我们的老祖宗们还是值得欣慰，几千年流传下来的汉诗总还是有一些虔诚的衣钵和香火的传承者。
诗坛在现实世界里暂时变得冷清，其实让诗人对诗歌本身可以得到一种反思，借此机会来完成一次社会发生巨大变革时期——文化裂变后大清理、大整合，从而让诗歌文化从废墟上得到一种彻底的脱胎换骨一样的重建。我把这一文化大裂变所带来的重建，作为21世纪汉语诗歌文化复兴——新汉诗运动。
今天，我作为一个中国诗人，作为新汉诗运动的倡导者和发起人，本是想针对目前诗歌界所存在现状问题，试图来写一篇《浅论新汉诗的语言艺术规范》。希望通过自己的一些分析和见解，尤其是对新汉诗的语言艺术规范进行一种全面的阐述，逐步建立新汉诗诗学理论，通过我们的规范准则对诗人的创作提出全新的诗歌语言艺术要求，同时分清楚哪些是伪诗、非诗，进行区分了就可以把那些非诗歌文字进行淘汰，新汉诗队伍也真正得以建立起来，依次确定网络诗歌论坛为主的新汉诗代表诗人的诗歌地位和作用。但这一想法因为不久前诗人余地之死想先放一下，因为眼下最重要的是要让我们的诗人从时代信息传递中看到诗歌文化的内在变化，看到自己的生命因为诗歌而赋予的时代价值意义，看到自己作为诗人的社会责任，看到诗人本身在社会的处境又如何来寻求到诗歌生命的真正突破——拯救自己。也有人说我不懂天下时世造英雄的道理，在人人都以“钱”为本——而诗歌以“人”为本却走进死胡同的今天，做这件事情太费力不讨好，也没有多大意义。因此，我想先写另一篇文章，让人擦亮眼睛看一看，今天的明天很快就会是什么？大国文化崛起的背后，究竟又是什么？
看起来虽然太不合时宜，却也并非如人所说就没有任何意义，或者说没有关注到中国的诗歌现状，做着盲人摸象的事情。而是恰恰相反，我发现自己是在做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业，是一件能够让文明古国的诗歌传统文化得到一次大拯救的绝好机会、而不是如人所嘲笑的让自己的名字彪炳千秋的事情。最近看到几部《大国崛起》的书，从在人类现代进程的大舞台上，相继出现的9个世界性大国即葡萄牙、西班牙、荷兰、英国、法国、德国、日本、俄罗斯、美国等，大国兴衰更替，从即将崛起在地球上东方世界的中国，即将到来的文化大繁荣时代前夜突然看到了一种希望，一种社会责任和文化良知，一种中国诗人的义不容辞应承担起来的道义。平常我不是太关注中国的政治，但一直却在思考着未来中国将是怎样的一个国家，中华民族将扮演一个怎样的角色？大国崛起和繁荣昌盛靠的究竟是什么？我不会是那种太懂得研究政治并加以好好利用的现实主义的赢利者，但我认为自己头脑绝对是清醒的，对这个国家之前与今后要走的路，我的看法是“二十四字”大方略：经济先行、科学发展、社会改造、教育立国、法制治理、文化繁荣。由此，不用做一些诠释或理论，从中就足可以看到今后中国大多数人过上比较富裕的小康生活之后，这个儒教人治国家逐步走向井然有序的法制社会和古老民族整体的现代文化素质普遍得到提高之后，一些消遣性的快餐文化达不到精神世界的需求，一些国粹艺术，如绘画、书法、诗歌和古典音乐，会成为社会文化与生活的高消费品，尤其是对于一个没有宗教信仰的民族，作为安抚心灵世界和陶冶情操的诗歌艺术，将会特别受到国人的青睐和喜欢。相信到了那个时候，诗歌还是会重新得到这个古老的诗歌民族的厚爱。为此，从现在开始，我们就必须加强诗歌文化的重建，加强自身队伍通过语言艺术的规范进行清理整顿与提高诗歌创作欣赏水平，同时我们要有自己的诗歌主张，并且创作出适合现代语境下民族大众——这与文革时期所谓的“民族大众”有一些区别——它函盖的是整个中华民族大众——真正喜欢的汉语诗歌作品，通过这样一个重建和大整顿过程，不但是要产生一批又一批不负众望的杰出诗人，更重要的是，让这个古老的诗歌民族重新找到自己的文化归宿感，让老百姓如愿以尝欣赏到敢与唐诗宋词争相媲美的优秀的诗歌作品。要完成这个愿望，我们肯定需要付出相当艰辛的努力，但这份付出是有价值的，也是十分有意义的。
我想，作为一个有着六千多年诗歌文明史的古老诗国，首先我们必须要有适合时代需求的十分明确的诗歌主张，换句话说，如果这个时代没有了适合自己民族的诗歌主张,这个民族的诗歌也就完了——再伟大的民族诗歌文化也只能成为一种历史上的辉煌，一种世界现代文化史上的空白和遗憾。而且，作为诗人本身，没有了自己根文化体系下的诗歌创作，就会受上个世纪末现代诗歌影响继续跟在别人的西方诗歌理论后面瞎跑，难怪也就写出一些谁都不愿意看而且谁也看不懂的所谓“中国现代诗歌”，实际上却是按西方板式进行中国人量体裁衣分行的文字符号，看起来字还是属于中国文字，却没有一丝半点汉味道，自然也就不会有任何出路。那么，我们的主张又是什么呢？简单回答，那就是新汉诗。
大国文化的崛起，就从新汉诗的兴起开始迈出第一步。
二
我想让读者先读一读下面这几段文字：
德国——这片饱受古典音乐的浸润滋养，散发着古典哲学的理性光芒土地，在近两百年来追求国家统一崛起的曲折历程中，曾经上演了怎样的悲喜剧？德国，1871年方才立国，这个欧洲大陆民族国家中的姗姗来者却在极短的时间爆发出巨大的能量，一举站在巨人的行列中，原因何在？统一与分裂，这个痛苦的命题，又对这个国家的命运产生了怎样的影响？
莱茵河滔滔北去，它见证过的光辉岁月和折戟沉沙都已汇入历史的深处，笼罩德国上空的硝烟更是早已散尽，但是历史的记忆并没有泛黄，也没有褪色。这个在20世纪的世界历史中扮演了重要角色的国家，曾经是欧洲大陆上一个姗姗来迟者。对德意志来说，过去的500年是荣耀与屈辱、富强与衰落并存的五百年，战马剑盾铸成的刚性社会使它迅速进入现代化。然而第二帝国的现代化则是背负着军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现代化，纳粹则是极端暴力的现代化，他们把德国推向了征服与扩张的道路，给世界和德国带来了两次浩劫。
当欧洲各国纷纷建立民族国家之际，欧洲大陆中部的一片国土始终处于四分五裂的状态。对分裂有着痛苦记忆的德意志人在思索中呼唤着一个统一的国家。
通过不懈努力，经济学家李斯特提出的通过经济统一实现政治统一的方式得以实施，关税同盟的建立使贸易壁垒被打破，德意志经济快速发展。
铁血宰相俾斯麦则在欧洲列强环饲的夹缝中求生存，在外交上作足准备后，最终以三场对外的战争在1871年完成了德国统一。他遵循欧洲大国的均衡原则，为德国带了宝贵的和平发展空间。
一直以来高度重视教育、科技的德意志，迅速站在了第二次工业革命的前沿，用30多年的时间超过英国，成为欧洲第一、世界第二大经济强国。但是，随后德国却很快成为两次世界大战的策源地。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德国再次分裂。通过对战争的深刻反省，德国最终以和平的方式完成了国家的再次统一。
这段文字不是从书上读到的，而是用百度搜索并摘录下来的《大国崛起》丛书在网络上发布的推介文字，感到从中可以受到某种启发。
去年11月13日至24日，12集大型电视纪录片《大国崛起》在中央电视台经济频道隆重推出，一套共8册的同名系列丛书也已同步发行。本书在尊重历史事实的基础上以历史故事的形式，运用富有思辨性的语言，描述了自15世纪以来葡萄牙、西班牙、荷兰、英国、法国、德国、日本、俄罗斯、美国九个国家竞相登上世界舞台中心的历程。全书站在整个世界文明的高度，以全球的视野和历史的眼光，从政治、经济、思想、宗教、艺术、军事、外交等多个角度全方位深入分析大国兴衰的成败得失。大国兴衰更替的故事，留下了各具特色的发展道路和经验教训，启迪着今天，也影响着未来。在这里我把它介绍给大家，是想让每一位读过这部书之后的中国人思考一个问题：泱泱中华大国的崛起，究竟是靠什么？很多人会不假思索地说，是靠经济、政治、教育、科学和文化等等，但在我看来，最终靠的却不是排在前面的几项，而是我要强调的惟一能够代表中国屹立于全球世界的中国文化。
我知道很快就会有人提出反对意见，认为我的话今天已经站不住脚跟，因为现在已经是一个全球经济一体化的时代，经济成为世界的主题，文化已经不再重要，重要的是如何挣钱，有了钱国家可以实现嫦娥飞天的梦想，有了钱创业公司可以把自己的事业进行全球扩张并且告别中国没有百年企业的历史，有了钱可以自己天天穿名牌出入高档消费场所，有了钱可以一家三口在节假日出去浪漫旅游，有了钱可以把老家的父母接到城市来，买一套养老房子在海南让他们享受春天……有了钱，真的可以做好多好多的事情。小时侯母亲就和我说过一句话：钱是胆。至今我都记得十分清楚。
那时候我们家已经不再是几十年前的大户人家，而是上有老下有小人多劳少的普通农民家庭，而且是在湘南一个鸡鸣三省的偏僻落后山村。当地的人过年都不知道用什么去买过年的东西，稍微有点钱的人家也不过是大年三十前做了豆腐弄了糍粑杀了头猪吃饱一顿过年饭，放几挂鞭炮，孩子们身上换上一套新衣服脚上穿上新解放鞋，徐夕之夜还可以得到父母的压岁钱，春节吃完早点，就出去给亲戚拜年。而我，印象最深的却不是这些，是我看到山里几十户人家，不管有钱没有钱，大都是要在大门前贴上大红纸写的对联，因为村里有一个风俗，祖辈传下来的一个观念：大凡大户人家总是会过年门边贴上春联，因为门楣上的字代表这个是书香门第，没有钱就不会有读书人，没有读书人也就顾不得这些纸墨楹联了。张家本是大户人家，先祖是汉留侯张良，又是唐代名相张九龄的后裔，因为战乱从外地来到这小山村，祖辈们奉行“耕读两端教子，勤俭二字持家”的宗族古训，经过一代一代人的艰辛努力，买山置田，贩卖广盐，成为富足一方的山里人家。但解放后却变成了一贫如洗的穷家庭。过年我把自己做的对子写好张贴在大门两边，只发过几天蒙的母亲便又教给我一句话：读书吃得苦中苦，方为世上人上人。原来她并不是强调要把“钱”放在人生首位，而是要先发奋刻苦读好书，然后就可以改变自己的命运，可以让自己今后衣锦还乡，光宗耀祖。
后来我也就一直都坚持苦苦读书，也通过读书明白了很多事理，并且做了一个地地道道的文化人。虽然不是有钱阶层，却也比起乡下那些当年堂屋门边不贴对联的人家里的孩子有了更大的出息——这不单是一种身份和社会地位的改变，更重要的是，让我从一个原始人变成一个具有现代思维的人。记得海口创新书店四处曾经挂过这样一幅广告：读书让人改变命运，它就和我们每天喝水一样重要。而读书就是让人接受文化的过程，也是让自己获得知识练出真本领的惟一途径。
也记得我父亲在我贪玩时，总将教他私塾的外祖父老先生的一句经典挂在嘴边：书中自有黄金屋。还在他让我非读不可的一本《增广贤文》上读到这样两句话：“运去金成铁，时来铁似金，读书须用意，一字值千金”。“世上万般皆下品，思量惟有读书高。”这里也是强调读书的重要，文化的尊贵价值所在。
离开了山村，如今做了一个所谓的“城市人”。一直我都在思考：山里人总是那么豁达、开朗，在那样的穷山恶水，巴掌上才看到那么一线天的地方，是什么在撑立起他们的精神支柱呢？今天我想到一个答案：中国文化。看起来他们哪怕半字不识，却懂得许许多多古书上流传下来的道理。如今很多人在开始时髦地进入一种“国学热”，认为那是圣贤而又神秘的文化，探秘寻幽、认祖归宗，其实在中国人身上几乎都流着祖宗那样的血液，中国文化渊源流长，国学代代相传早就融入自己民族的脉管里。尽管它给中国人也带来闭关自锁、因循守旧，曾一度造成一种落后贫穷的局面被挨打，但中国人始终还是能够从疼痛伤口边醒悟到自己，哪怕沉睡千年，一旦醒来就是一头东方雄狮。中国人在这样的自我觉醒的潜意识里，就因为传统文化的因子让自己不断领悟出新的东西，然后再加快吸纳更先进的外来文化，并且把它们很快就充分消化在自己的身体器官反射到头脑，形成一种战无不胜的竞争力。
近年来湖南卫视的节目总是让人百看不厌，很多人都弄不出个中奥秘，觉得这个改革开放政策上一直处在劣势状态的内陆农业大省，为何却能够借电视这个新兴媒介，一朝成为同行望其项背的文化大省，随之经济也异军突起逐渐成为不可小觑的湘军兵团？人们百思不解。原因其实很简单：湖南人好读书。湖南人骨子里流的都是湖湘文化的血液。
我曾经在做一份企业的策划案里写过这样一段话：“在以全方位传播中国文化为追求目标的过程中，通过商业营销运作这一途径，以策划为载体把中国文化精心打包成商品或直接渗透市场，从而步步为赢占领市场。这是中国特有的东西，中国加入WTO不会对它形成任何来自竞争的压力和挑战。相反，一切都会变成有利因素，进而迫使中国文化在世界全球产生更深远的影响。如果说，外国借高科技领先和管理规范等优势，通过全球经济一体化来抢滩中国市场，而中国文化则顺势也渗透全球，影响世界。”如今世界都说“二十一世纪是中国人的世纪”，此话一点不假，但中国靠的不单是与外国人过招的科学技术和经济势力，而是依托于几千年的文化的绝对优势，首先是通过中国企业自身创造的品牌，通过创业实践让品牌文化渗透到市场的营销，通过商品进入到消费者，从而唤醒一个民族真正的文化意识觉醒和经济崛起。从《大国崛起》我们还可以了解到，日本如何由一个弱小、落后的东方封建国家而建成当时亚洲唯一的资本主义大国的？又是如何由图强之路而误入军国主义歧途的？日本帝国后来从自己的败亡教训中悟到把自己的文化渗透到经济战略中去，从而成为今天世界经济大国之一。且不去说日本民族文化里面吸收了许多中国文化的东西，单是从中国品牌如联想兼并IT巨无霸、海尔抢占全球市场我们就可以看到，中国文化是最具有穿透力的，中国企业只有依靠自己民族文化这一利刃，才能最终战胜竞争对手。如此而来，21世纪也将是中国人用文化打造自己品牌的世纪，中国文化独占鳌头，最终实现中华民族复兴的伟大梦想。
众所周知，现在中国领土的完整上还存在一个台湾问题。如果说当初德国分裂后，是采用经济学家李斯特提出的通过经济统一实现政治统一的方式才得以实现几代人的梦想，最终又以民族和解的方式完成了国家的统一，那么，在中国我认为，一定要利用日渐壮大的经济影响和军事后盾，通过两岸民族文化的融合统一实现政治统一的方式，方为真正之上策。
由此，我首先就想到中国的诗歌文化。历史上我们都知道有一个“楚汉争霸”的故事，而我更多的是从诗歌里参透这段历史的玄机。在四面楚歌声中，英雄一世的西楚霸王垓下拔剑而歌：“力拔山兮气盖世！时不利兮骓不逝！骓不逝兮可奈何，虞兮虞兮奈若何？”有位诗人说：“集莎士比亚所有悲剧的总和，也赶不上中国的一部《霸王别姬》。” 气盖山河的项羽落得如此惨境固然令人同情，但他只凭自己一身霸蛮之气，刚愎自用，眼里容不下一个亚父范曾，焉能不败？同他较量的刘邦却是唱着他的《大风歌》：“风起兮云飞扬。威加海内兮归故乡。安得猛士兮守四方！”公元前196年，淮南王英布起兵反汉；由于抢英勇善战，军势甚盛，刘邦不得不亲自出征。刘邦击败英布后，还师经过故乡沛县，置酒沛宫，召集故乡父老兄弟同饮，酒酣时，高祖击筑而歌《大风》。歌辞以楚歌的形式，表达了成就天下霸业而衣锦还乡以及求贤纳士的迫切心情，气势恢宏，千古流传。按说，刘邦在战胜项羽后，成了汉朝的开国皇帝，应该使他兴奋、欢乐、踌躇满志，但在内心深处却隐藏着深刻的恐惧和悲哀，想到人才的难得和宝贵。假如说项羽的《垓下歌》表现了失败者的悲哀绝望，那么《大风歌》就显示了胜利者的悲哀和思考；而作为这两种悲哀的纽带的，则是对于人的渺小的感伤。且不说刘邦当初是如何用四面楚歌瓦解了楚军战死沙场的军心，单是通过这两首诗的对比，就不难分出二人智慧之高下，悟出项羽何以败在“文不及张良，武不如韩信”的刘邦手下。
再回到原来的话题，可以说，现在台湾和中国大陆交流最多也最广泛的文化就是诗歌。在两岸隔海相望半个多世纪时间内，台湾诗人独异而多姿的艺术创造，可以说为中国新诗的发展，别开了异彩纷呈的新生面。从八十年代开始，不但是活跃在半个世纪来台湾诗坛，近百位诗人大量的台湾诗歌作品在中国大陆刊物上露面，先后有余光中、洛夫、罗门、蓉子等诗人，从海外、台湾回到祖国大陆的怀抱，在一些大学开展诗歌讲座、举办诗歌朗诵会与大陆的诗人们在一起，谈论诗歌、切磋诗艺，交流感情，并在一定历史时期和范围内掀起一次又一次汉语诗歌的高潮，达到让五十年代后台湾现代诗与大陆现实主义诗歌两种具有一定代表性的诗歌主张及其语言艺术指向，融为一体。不可否认我们今天活跃在网络诗歌论坛上的新一代诗人，有很多人几乎都认真研读过台湾诗歌并从中受到启发，通过学习他们诗歌作品和表现方式，不但诗歌艺术修养方面和诗歌写作水平上获得提高，更重要的是避免在诗歌道路上再走弯路。而且，近年来两岸诗人交流机会越来越多，密切的交往也增进了相互之间的了解，更加深了两岸同胞血肉相连的感情。
我不主张把诗歌赋予某种政治色彩，但我发现诗歌是中国无形之万里长城，诗歌在中国，历来都被视为一个古老而伟大的民族的根文化。尤其现在提倡“以人为本”的治国方针，那么人的感情是根本之根本，自古中国就有“民心所向”的说法，而所谓“民心”是什么，就是指人的感情。诗歌作为人类表达最丰富的感情的手段之一，几千年来让中国人找到一种宗教般的情感依托。即使在今天这样一种特殊时期的现实世界里，中国文化几乎成了“流行歌曲”“快餐文化”“麻将文化”等等代名词，同时“阅读报纸和收看新闻成了现代社会生活中的一个集体仪式。这是现代虚无主义的一个集体仪式。人类走向虚无主义的第一步是视野中幻觉的消失，第二步就是历史和过去的虚无化。有效的时间、有意义的时间越来越短暂”。“一个变化得太快的世界，使所有的一切都成为变成了虚无缥缈的影子，使任何坚固之物都变成了过眼烟云”。报纸新闻成为“现世中的现世”之客观体现，正如报纸本身就是“极端形式的书”一样，它的寿命却十分短暂：只活一天。而且，“大众传媒的语言是透明的语言，是高度交流性的语言，是没有典故、没有隐喻和象征的直接性的语言。它没有要求读者具有语言方面的知识。不要求读者对交流领域之外的世界有任何感知力。人类经验被广泛传播，然而并没有被深入过”。这样，“这个世界所发生的一切事件变成了一种闲言碎语，而不是转化为一种有意义的经验。”[1]诗人耿占春的这些感悟，不能不让我们透过中国文化引起一种深思，一种警觉。一种广泛地认同与共鸣。要是人类变成了一个社会和国家的机器，变成了一种只懂得肤浅感官享乐快餐消遣休闲的物质载体，变成了一个没有任何感知事物内在变化和情感变化的现代动物，这样，人类也就走向了一种物质世界的悲哀境地。
记得我在《潮流：新汉诗运动的定位和思考》一文中写过这样一段话：“诗歌历来就是这样一种艺术，不但可以协调劳动动作、消除疲劳，而且它还可以抒发个人情感、表达自己的美好意愿和爱情，最大的作用就是净化心灵世界，抚慰受伤的心灵和内心的浮躁不安。更何况，中国作为一个古老的诗国，诗歌曾经可以唤起一个国家的觉醒和民族的崛起，诗歌是中国文化的本原和这个民族的文化的根本象征。”从台湾诗人余光中的一首诗歌《乡愁》中我们可以读到：
小时候
乡愁是一枚小小的邮票
我在这头
母亲在那头
长大后
乡愁是一张窄窄的船票
我在这头
新娘在那头
后来呵
乡愁是一方矮矮的坟墓
我在外头
母亲在里头
而现在
乡愁是一湾浅浅的海峡
我在这头
大陆在那头
这首诗受到大陆台湾两岸人民普遍的喜欢。甚至中国总理温家宝在出访西方国家，在英国一所大学发表演讲时，脱口而出就朗诵了它。人山人海的会场，立刻响起经久不息热烈的掌声。当时很多海外华人华侨、港澳台湾同胞及中国大陆的留学生，多少人都为一睹中国总理的风采，深深感到一种自豪。可见，中国诗歌所产生的情感共鸣，应该说这是汉语诗歌所带来的民族自豪感、优越感。当天的《泰吾士》报甚至用整整一版，来刊登中国总理演讲朗诵的中国诗歌——据说，这是该报办报史上从未有过的事情，曾一度在海外掀起一股“中国诗歌热”。所以，我始终认为，中国诗歌是一种超凡脱俗的文化，是一种让人心灵世界得到震撼、涤荡和平静的语言艺术。
中国是一个具有巨大民族凝聚力的国家，而这种凝聚力的产生，首先就是中国的传统文化，尤其是汉语言诗歌文化。诗歌对于每一个中国人感情的渗透，就像国学通过祖辈代代相传言传身教渗透到每一个中国人的血液细胞一样，它已经融入了人们的思想和日常生活；又好比中国文化如《孙子兵法》《六国韬略》《周易》《论语》等等通过企业品牌渗透到市场营销的纵横策略一样，可谓无处不透、无坚不摧。因此，我常常在想，要是中国领导人也能够高瞻远瞩看到这一点，要是能够得到国家有关部门的支持和领导的高度重视之下，比如选择在没有冬天的海南岛，每年一度举行一次大型国际性诗歌活动——天涯国际中国诗歌文化节，组织两岸诗人、港澳及海外华人华侨诗人及社会各界热爱诗歌的文化人士、企业家、政府官员等，首先去黄帝陵、炎帝陵祭奠祖先，然后在这美丽岛屿的天涯海角相聚，谈笑风生，吟诗赋文，一边切磋新汉诗创作艺术，一边探讨中华民族文化的共同发展，进一步增进了解、加强沟通和加深感情，完成生命浪漫的诗歌之旅，该是多么美好的一件事情。
这样一来，作为汉语诗歌文化的复兴，新汉诗运动也将会兴起真正的高潮，中国传统文化也将随之迎来美好的春天。
三
说到这里，我仍然要强调一句：诗歌可以通过交流拉近两岸人民民族距离、加深感情和丰富现代休闲生活，却不可以和政治扯为一体。一旦把诗歌政治化，就会给诗歌本身带来灾难。这一点，在中国诗歌历史上都有深刻的教训。当然，这在当今的现实世界里，是不太可能出现这种情况的，只是需要对诗人加以提醒。此外，另一种现象倒是需要引起格外注意，那就是现在很多人把一些文字胡乱的按照诗歌的形式排列起来，就自认为是诗歌发在自己的博客或论坛，使得诗歌门槛越来越低，身价越来越低，诗歌成了白开水——不，煮白开水喝了，还因为高温消毒有利于身体健康，这样对诗歌的不严肃而产生的分行文字，就好比被污染的河里的水，什么作用都没有，反而造成了诗歌文化的大污染、大灾难。不妨，先来看看刘仰在《季羡林说：中国的新诗是一个失败》一文结尾，颇有自我讽刺意味地把他的一段文字分成诗行：
语言和生活
是诗歌创作的源泉
像黑格尔理论那样
把诗人放在艺术的最高峰
只能害了诗人
我们不知道某些“诗人”
是先写出好诗
还是先成为“诗人”
一个神化的“诗人”标签
并不能筑成诗歌的神坛
因为，真正的诗人
只能是活生生的人
不可能是神
在他看来，“看，写现代诗多容易。不喜欢？很正常。因为这就是中国现代诗”。我不知道他以什么样的理由，就可以把这样的文字就当成“中国现代诗” 的标本？或许他是把自己看成了是中国惟一的诗人。我们重新担负起中华民族文化复兴的历史责任，就要建立新的诗歌秩序，首先就要对这类所谓的“诗歌标本”本身进行一场大清理、大整顿；而且这个清理和整顿，又不同那些政治和经济上的宏观调控，诗歌没有那种说话的权力和手段，只有靠从提倡汉语诗歌的“环保意识”出发，自身诗歌文化的建设上寻找到新的突破口。
汉诗发展到今天，已经历了六千多年的历史变迁和文化演变，从最初的古代自由体到半自由体，又到后来的格律体，再到词、曲体，诗体形式上已经产生了几次大的演变革新。如今我们所熟悉并进行写作的诗歌体式，主要是现代的自由体，这种诗体形式是来自西方，经翻译传送到中国并变成汉语诗歌的新诗体。诗人毛泽东可以说是古汉诗最后一人，但他也意识到今天的现代语境下古典诗词这一诗体，对新中国的文化建设已经很难再发挥巨大作用，再难有昔日辉煌。所以，他也说：“诗当然以新诗为主体，旧诗可以写一些，但是不宜在青年中提倡，因为这种体裁束缚思想，又不容易学。”[3]可以说，他作为一位诗人是非常清醒的，到现在来看，其实旧诗所处语境的格律体形式和文字，最根本的一点，是离现代语境下我们的日常生活用语太遥远。一位满口之乎也者的老学究，在上个世纪就被鲁迅先生写成小说里“孔乙己”，顶多只能逗得一把“茴香豆”式笑料。胡适掀起白话文运动，就是要打破文言文的清规戒律，破除那种僵化的语言模式，解除它对现代人思想的束缚和禁锢。经过好几代诗人、作家、教授、文字学家、语言学家等人的不断创造、探索和总结研究，才有了今天日臻成熟的现代汉语。很遗憾的是，诗歌作为一种最高语言艺术形式，却没有走向真正的成熟。
从种种现象来看，我认为，诗歌的不成熟首先是来自汉语诗歌文化建设上的空白和缺失。诗人在诗歌创作上，一味地摹仿西方现代诗歌而没有真正地学习好它的技巧和表现艺术，同时又因为中国不再提倡写旧诗——也就是我上篇文章《浅论新汉诗的血统及其他》等所提到的“古汉诗”格律诗体，而把中国几千年的汉语诗歌的艺术传统连皮肉带骨全盘抛弃。而那些所谓的“现代诗歌理论家”，前期处在破旧立新的摸索阶段，各种流派的诗歌主张此起彼伏，惟有新格律派的理论和汉语诗歌的传统文化比较接近、现代派的理论与今天的现代诗歌比较接近；中期因受国内政治文学的影响，把诗歌艺术完全套上“革命”的红外衣，一味地主张“现实主义文学为民族大众服务”，又把这所谓的“民族大众”仅仅当作是农民、工人、士兵等，这样诗歌理论也就成为一种形而上的东西——诗歌却是形而下的白话状态；后期朦胧诗歌之后，又因为中期的诗歌理论基本上被摈弃，一些现代派诗人、诗歌理论家高举现代主义大旗，对中国诗歌实现全盘“西化”，大量引进西方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超现实主义等等诗歌流派术语，俨然把自己也装扮成西方现代主义诗歌的香火传承者、中国诗歌的救世主，不惜把一些诗人引入西方诗歌的象牙塔，而这些诗人因为很多都不懂外国语言，盲人摸象，结果全部蛇吞象式患上“食洋不化”症，不治而亡——那些，只是一堆符号的枯骨。
到了二十一世纪，随着网络诗歌的兴起，诗歌在中国总算有了新气象，大大小小的诗歌论坛上，开始出现一批又一批中国诗坛上陌生的诗人新面孔，他们的作品已经脱离了上个世纪末九十年代的西方化所带来的白血病，通过对中国古典诗歌的学习和揣摩，融进西方表现手法和技巧，开始实现本土化的尝试性汉语诗歌创作——这些诗歌首先秉承古典汉语诗歌文化底蕴、忧患意识与载道精神，无论在结构、语言、意象和用典上，都体现出现代语境下汉语言诗歌艺术的基本特性，因为内容题材上反映本土生活，思想情感上主要表达当今大变革时代撞击内心所产生的心灵世界的孤独感，与复杂变化而产生强烈的时代感，在诗歌写作上又充分吸纳西方各种诗歌流派的有用成分，比如意象手法、象征手法、现代表现手法、超现实主义手法等等，同时兼容台湾现代诗歌的表现技巧，在传统与现代冲突中呈现出新语境现代汉诗的繁富形态。一时间网络诗坛上，流派众多，风格迥异，个性十分突出，这些诗歌作品和诗人的问世，标志着新汉诗的开始诞生。
在此，不免又提到前些日子，刘仰所抛出季羡林“新诗失败论”，我总感觉有些不妥。王家新在他主编的《欧美现代诗歌流派诗选》的前言中就写道：“在今天，二十世纪已经走完它的令人难忘的历程。它所产生的‘流派’已成为过去，成为‘前朝旧事’，成为艺术回顾展上供人们怀念的黑白照片。但是，它们所产生的优秀诗人和作品，所体现的艺术精神的某个方面，还有他们当年所面对的诗歌问题和精神问题等等，都不会过时。”这种总结是令人信服的，也是客观事实。“他们中的很多诗人和作品成为过眼烟云，但也有另外一些已经成为光辉的象征，成为不断需要我们去重读的经典，成为‘现代传统’的一部分。”[4]而刘仰的观点过于绝对化、极端化和非客观化，全盘否定白话文运动以来新诗的存在和意义，这是非常不可取的。中国“新诗”发展到现在，从五四时期到台湾现代诗歌运动、大陆朦胧诗的黄金时代和后现代主义、第三条道路等，风风雨雨走过近九十年的光辉历程，产生了一批又一批优秀的代表诗人，如：闻一多、徐志摩、戴望舒、郭沫若、艾青、纪弦、余光中、洛夫、罗门、痖弦、北岛、舒婷、顾城、海子、昌耀等；也产生了相当一批优秀的传世作品，如《雨巷》、《再别康桥》、《乡愁》、《致象树》、《面朝大海, 春暖花开》等。所以，国学大师季羡林所谓的新诗“失败论”，没有确凿根据，也站不住脚。更何况，新时期在新的网络传播媒介条件下，中国现代诗歌在中国人物质生活逐渐丰富而精神相对空虚浮躁的现实世界里，已经逐步走向成熟——新汉诗。不妨大家再来读一读本人作为网络诗歌被选入大学教材《文学欣赏》的这首诗歌《爱情和麦子一起成熟》：[5]
河滩上没有风。麦田里的收获季节
随着石头的呢喃早早来临。而你
是那只透视空气的青鸟，站在石头边的麦垛上
那么多镰刀的声音。水车在忙碌。赶在雨季之前
汗水还是从脸庞上流淌。低落的盐
扎进泥地里，让一阵子风吹的到处乱跑
我怎能说出那句话。让雨点羞红着五月的荷花
悬浮于睡眠的水面，那是田田荷叶
掩盖在麦穗里的心思。水看出这是没有成熟的爱情
来年还是这样一块麦田，还是这样的镰刀
发出收割的声音。而你让我过早
就将一个童话安插在河岸，让石头默默无语
我想我会是什么。我是你前世丢失的麦粒儿
从上帝的掌心上滑落，让风吹到
这条小河边，停止了流浪。而我却不是麦田的宠幸
还有一些心思，藏在睡眠的荷叶与水底下
我不想让自己沉落。卵石和游鱼。鸟翅
在运送许多马路上逐跑的消息。雨季终于来临
那就这样吧，让爱情和麦子一起成熟
那已经是来年的事情，却让人们等到一个收割的愿望
我看见了每天守望在河边的姑娘，她收拢着一个童话
在网上还读到网络作者刘仰的一篇博客文章，有些观点比较有见解。但有几点值得商榷：
第一，“现代诗之所以会如此迅速地落败，关键就在于它的理论不适合中文，它的技巧不适合汉语。即使有所启发，作用也很有限。”[6]应该说，全新语境下的现代汉语诗歌也就是我所说的——新汉诗，是要否定西方化的诗歌理论强加给汉诗的所谓现代流派理论——而不是要否定西方诗歌理论本身的存在意义——那种理论只是不适合现代汉语诗歌发展，但并不是就要完全抛弃西方诗歌一些有用的东西，比如西方诗歌一些现代诗歌理论值得我们借鉴、一些诗歌表现技巧就值得学习。我赞同一点，那就是西方诗歌理论不适合汉语诗歌的发展；但西方诗歌理论所提供给我们的总结经验和现代诗的表现技巧不是完全就没有用，有些理论术语、诗歌技巧和表现手法完全可以从中受到启发，并且大胆加以使用它。好比牛奶、蛋糕、土豆、西红柿、番薯等，这些东西最先就是从西方引进来的食品，如今在中国，基本上就成了日常生活消费的餐桌食品。诗歌作为一种文学形式，而文学是人学，人与人，不关乎其肤色、体骼，也不关乎其生活和语言方式，人类对世界的感情体验总是相通的，在某个角度上，中外诗歌都还是有一些共同存在的地方。比如意象、通感手法，古汉语诗歌也是非常讲究这些手法的应用，如李白的《把酒问月》中“白兔捣药秋复春，嫦娥孤栖与谁邻？今人不见古时月，今月曾经照古人。”这里的“白兔”“药”“嫦娥”“月”等就是非常好的意象。再看李清照《声声慢》中“梧桐更兼细雨，到黄昏点点滴滴。这次第，怎生一个愁字了得！”等名句，“梧桐”“ 细雨”“黄昏”等，意象手法的使用，使得最后结尾，令人伤心痛绝。李煜的《相见欢》中“寂寞梧桐深院锁清秋”一句，更是堪称意象派高手，短短一行就使用了“梧桐”“深院”“清秋”等好几个意象。还有其中“剪不断，理还乱，是离愁。别是一般滋味在心头。”这里的“滋味”，和李清照《声声慢》里“愁”字，李白《把酒问月》中“邻”，就都是一种通感手法。但现代语境下诗歌的意象、通感手法，已经发生了一些变化，文字的组合方式基本上是按照现代诗的特点，采取通感、移情、变异、置景、意境等手法来进行。
第二，“中国现代诗歌的发展在抛弃以西方文艺理论为主导的发展方向时，也不能像有些观点那样，希望简单恢复格律诗的传统。”[7]同样，恢复“汉诗传统”并不是仅仅指格律，格律也不等同于“古典汉语诗歌”，恢复格律诗的传统与恢复古诗词的格律，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在唐代以前中国的诗歌是没有格律限制的，属于自由体或半自由体；诗歌在中国的鼎盛时期形成的艺术顶峰，的确就是格律诗词，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就是唐诗宋词；明清时期诗歌因过于拘泥于格律体的外在形式，结果却把诗歌写成了“诗八股”。现在中国诗歌完全走向现代化——格律只是一种外在的诗歌形式而不代表就是诗歌艺术——早就被白话诗所抛弃，闻一多、徐志摩等提倡新格律体，主张诗歌的音乐美、建筑美、绘画美等，有的已经被今天的新汉诗逐渐消化吸收，如文字本身富有的美感和内在旋律上节奏等，但形式上的押韵与整齐排列方式却被摈弃掉了——现代人比较注重视觉上的参差美、曲线美和意象美。这好比中国朝代和中国服装一样，每个朝代总是会有那个朝代的时装和款式，适合今天生活的我们就把它作为一种文化服饰继承下来，不适合的我们就可以永远都只当一件古代文物来看待，从中找到一些服装设计元素加以利用。我们提倡恢复汉语诗歌传统，就是要继承古典汉语诗歌的文化语言艺术，既包括它的“诗歌元素”，又包括它的表现手法和诗歌技巧，它的意境之美、意蕴之深、意象之丰富、语言节奏之乐感，以及口语的“提炼”使用方法，等等。还有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古典诗歌提倡忧患意识与载道精神，关注历史、现实，关注生活和个人情感的倾泄，尤其是关注变革时代人们内心复杂的变化和灵魂随时所处的孤独和失落感。离开了现实生活，离开了人的情感，也就无法谈什么诗歌；同样，离开了诗歌本身，作为一种语言艺术的最高形式和技巧，那根本就没有“诗歌”这个特殊体裁。
第三，“中国的诗歌未来的发展方向依然是要努力接近最活跃的、现实社会的口头语言”。[8]不是“接近”的问题，而是如何提炼的问题，然后如何运用的问题。要接近的话，解放后到七十年代末那些革命诗就特别接近口语，甚至就直接使用口语，不加任何提炼也不按照诗歌语言艺术的规范和特性，使得诗歌变成了“顺口溜”和“打油诗”，这个教训值得深刻吸取。作者所提到的李清照，她在语言艺术上高超手法是后人一直敬重的，也一直是我们学习的楷模。但读过她的词作之后，就会发现，她并不是违背“词”的语言艺术规则来使用口语，比如“花自飘零水自流，一种相思，两处闲愁。此情无计可消除，才下眉头，却上心头。”在这里，她笔下的这些文字，已经不是简单的“口语”，她是根据自己内心的情感，把这些寻常的口语文字变成了诗歌的意象，而且根据词的规范来考究它们的使用，这样，才让我们读起来，感到恰到好处。可以说，离开了意象，口语就毫无用处。口语的使用对我们来说非常重要，也是一个全新的课题，现在许多诗歌都在朝这方面这个方向努力探索，但绝对不是博主刘仰所提倡的那些歌词，或类似诗歌的东西,诗歌没有类似,诗歌就是诗歌。就好比李清照笔下的“词，别是一家”一样。假如把一些口语简单地排列成行，那就好比现代家装，把一些与屋内设计风格毫不相干的元素，如把乡下“蓑衣”“斗笠”“砻”“石磨”等搁挂在现代都市休闲格调的客厅，就会让人觉得不伦不类。
谈到以上几点，我就想到中国的现代诗歌，一定要建立新的语言准则和艺术规范，从诗歌体式到内在节奏、诗化文字、表现手法、排列形式等，都应该有一定的讲究。在这方面，新汉诗将严肃地进行自身语言规范、确立现代诗歌艺术的新标准。中国有句古话：无规矩不成方圆。就拿今天的飞机、火车来说，不管飞在天空还是在地面奔驰，必须要有航道和轨道。如今的企业进行管理，都要建构自己的文化，都要制定出严格的管理准则，都要走品牌化的道路，这样才可以管理好企业，生产出好的产品、创造出更高的效益。诗歌也同样如此，我们可以旗帜分明坚决反对汉诗西化、洋化，也不再讲格律、不需要押韵，不需要太严格的行数限定和僵化的排列形式，但是，如果把一些如白开水一样的口语，如：
我今天喝了一杯白开水
走出门
马路上有太多的车
我不想挤上去
风把头上的帽子吹掉了
刚才我随手敲打出这样几行字，没有任何美感和意义的文字排列成现代诗歌的样式，就是一首诗的话，那诗歌就永远都不太可能再登高雅之堂，成为最高的语言艺术。
我们要振兴中国诗歌文化，仅仅是举起为实现中华民族的文化复兴而奋斗的旗帜，是绝对不够的。我一直都坚持自己的观点，要想让现代汉语诗歌重新回到普通百姓的身边，成为中国人喜闻乐见的艺术，从而影响其他文化艺术的发展，逐渐成为中国新时代的核心民族文化，首先，就是要义无返顾对一切伪诗和非诗，大叫一声：“不！”通过新汉诗的规范对一些披着某种外衣的文字进行剥离，要把一些非诗、伪诗与真正的诗歌区别开来，再把一些排行散文、流行歌曲的歌词和诗歌区分开来；要把一些打着西方诗歌旗号实际上却只是一些谁也看不懂的符号与现代汉诗区分开来。同时，要把那些自我标榜的诗歌混混们与诗人分别开来，让他们见不得诗歌的阳光，自惭形秽，让读者毫无不留情地把他们拉出这个队伍。
接下来疼定思痛，也是最重要的一环，要在诗歌文化建设上来一番大刀阔斧式的改革。我们要建议国家相关研究机构部门组织一批真正的诗人、专家、学者和教授等，对古典汉语诗歌、现代诗歌艺术进行总结和归纳，结合现代语境汉语诗歌的要求和语言特点，提出适合新时期汉诗发展的语言规范和艺术准则，让广大诗人在诗歌创作实践时进行参照，根据新语境的诗歌变化不断充实、总结、创新和完善新汉诗理论。
除此之外，还要在诗歌的传播方面找到新的突破口。一方面要充分利用一切有利于诗歌发展的现代传媒，主要是在网络诗歌论坛、诗歌刊物和电视节目上，加强对诗歌文化的宣传和文化建设，加强诗人与诗人之间、诗人与理论家之间、诗人与语言学家之间、诗人与教育学家之间等广泛而密切的交流与对话，共同探讨汉语诗歌未来的发展和方向；一方面呼吁国家设立单项基金和独立的最高诗歌文学奖，通过经济援助扶持一批优秀的代表诗人，同时每年奖励一名杰出的中国诗人和为诗歌事业作出卓越贡献的诗歌理论家。更重要的是，推出一批又一批具有现代汉语诗歌典范意义的作品，对广大热爱诗歌的创作者起到一种示范性作用，扩大新汉诗在中国甚至世界文化范围内的影响力。
四
谈到诗歌文化建设，有一个所谓的“先锋”的突出问题首先就值得关注。而且有必要肃清它所带来对中国诗歌的流毒及其负面影响。
有人说：诗歌是不可以翻译的。因为从翻译那一刻起，诗歌也就消失了。从某个角度来说，这话是有一定道理。西方诗歌被翻译到中国来，促使了诗体的大解放，也让中国的诗歌进行了一次算是“脱胎换骨”的大改造，不管最后改造成功与否，至少在诗体形式上获得一种成功。但差一点也就带来了一场语言艺术上的自我毁灭，尤其上个世纪末，一批所谓的先锋诗人站出来，彻底否定汉语诗歌文化传统，认为中国现代诗歌的传统在西方——其实那时候中国诗坛就开始流行一种西方“现代皮肤病”。——因为他们并不是太了解西方文化，更不懂得西方语言的特点，一味就想着西方的诗歌流派，甚至直奔主题就想着西方的诺贝尔文学奖，何时瑞典文学院能够把那顶世界为之瞩目的桂冠戴在自己头上。他们总以为，汉语诗歌要如何写才“像”西方诗歌，才有可能有“天上掉下来一个大馅饼”这样一个机遇。哪知道自己越学越成为“四不象”：一是不像西方诗歌，因为西方根本不承认这样的文字，就像刘仰在他的博文中所言（西方汉学家语）：不过是一种“令人难为情的”、“通过阅读我们（西方）诗歌遗产而创作的诗歌的翻译稿”；二是不像汉语诗歌，只要把那些文字拿出来，也只有诗人他自己才弄清楚他是怎样把那些洋酒和中国的酒精胡乱勾兑在一起，而且是把洋葡萄酒和工业用酒精当白茅台酒混搅在一起，连他自己也不敢多喝一口；三是不像诗歌，因为在中国这样一个古老的诗国，你就是把非诗歌文字如何码弄，也绝对糊弄不了咱们读者，几乎一眼就可以看出来是真是假，如果你硬是要说是“诗”，而且是所谓“先锋诗”，那就你抱着这样的“诗”枕头底下，自己一个人去“先锋”吧，反正没人把它当诗歌看；四是不像自己，那些所谓的“先锋诗”都不认得他，感觉自己被愚弄了，回忆起来以前的“他”的文字还有几分诗歌样子，这里却完完全全丢弃了他自己。有个叫伊湖水的诗人在网上发出帖子《中国先锋诗歌的困境和出路》，前面有这样一首所谓“先锋诗”：
千万不要拆神庙
那绝对是下策
因为善男信女们
正供奉香火
幸福地接受庇护
千万不要拆神庙
你知道神不存在
但你拆违反法条
可能被警察捉住
拘留起来
两周泡不成妞
……
我没有读完他这首后面还很长的“先锋代表作”，尽管他自己说是“为人类进步写诗”。我不知道在西方，西方汉学专家欧文教授针对这样的“人类诗歌作品”会做何评价，至少在中国的读者面前，这绝对是算不了是真正意义上的诗歌——用汉语言艺术的标准它已经失去了诗歌的美学意义——这样的文字也就会被诗歌拒之门外的。伊湖水抱怨说“很少人真正体会到这首诗的意义，正如很少人注意到，不知觉中，中国进入一个尊崇人性、需要大树人类尊严的时代”。我就在想，要是人类只凭拥有欣赏这样的诗歌文字，或者说“人类进步”到只懂得欣赏这样的诗歌，那么，诗歌是不是也就到了死亡的边缘。要是把他这种“先锋”作为汉语诗歌的出路，也就永远都只有困境，而且连我也要高声大喊叫他“千万不要拆神庙”，汉语诗歌几千年的神庙，如何就被这样不洁净的文字之手说拆拆掉了呢？！
先锋诗歌是什么？也许用他的比喻，“有些像是掏耳朵，就是把我们平时没有的感觉找出来，就是把棉花棍戳到曾经没有戳倒的地方，激起我们身心的美好的感觉——包括恐怖、刺激、可以忍受的疼痛带来的快乐”。但我不知道，他这首诗歌的“美好”感觉在哪里？或许，只有恐怖、刺激，不可以忍受的疼痛。也难怪刘仰会气不打一处来，借季老的话说“中国的新诗是一个失败”，狠着心骂“这些中国诗歌的不肖子孙”“让中国的现代诗快走到尽头了”。且不说他那些不中听的话过于极端、尖刻，有些以偏概全、顾此失彼，但至少他比这些所谓的“先锋”们，还保持着一个中国人古道热肠的起码的文化良知。时下一些诗歌如伊湖水所说“越写越低级，这些不登大雅之堂的东西”，独有先锋们感到“写出来也有点意思，甚至使人忍俊不禁”，正如伊湖水文章中讲的“那个包棉花的小木棍戳到了我们曾经没有触及的地方，有些疼痛，也有些快感，而越来越不可思议的诗歌还在继续”。我们不妨忍一忍，再看墓草《午夜八次电话》：
我从洗澡间走出来
老阮帮我擦干
他裸着皮肉亲吻我的体毛
这时电话响了
响过两下老阮接了电话
一位小姐问要服务吗
老阮谢绝
继续他的舌功口功——
像只燃烧的鱼游遍我每寸的肌肤
像吸尘器要吸走我的睾丸
这时电话又响了
响过五下老阮接到耳边
另一位小姐问要服务吗
老阮谢绝
我接着爬上了老阮的背
在需要的部位涂上润滑油
我熟练地向前挺进
这时电话响了
响过十下老阮接到耳边
那边又一位小姐问……
老阮再次谢绝……
已经是深夜了
金鑫宾馆的单间内
两个不要脸的男人睡在一起
让可怜的八个妓女闲着
伊湖水惊喜万分地说，“同性恋文学堂而皇之的登场了，在国外不算希奇，最近华人导演李安获奥斯卡最佳导演奖的作品《断臂山》，就是这类题材，反映出芸芸众生，对短暂生命各种不同理解和诠释。” 他从自己的理发店出来，一路上边走边看走下来，“下半身、垃圾派、同性恋都有了，‘奸尸’也跟着出现”。我不愿意再把用神圣汉字写出来的那些惨不忍睹的东西复制下来，连他都感到了事态的严重性和内心的不安：“在这里，所有的神圣被消解了，最后连母亲也不放过，一般人看了可能会气愤。”而另一个诗人“先疯流氓”则由此更进一步，写出了《我操我妈》这样的诗歌，伊湖水也意识到那是“属于乱伦作品”，透露出“似乎我们国家没有相关法律禁止，但所发论坛，一般立即被删，至于搜索不到原文了”。这，也算是还有人讲一点点“网络公德”。
作为一个诗人，或者说就作为一个使用汉语文字的中国人，要是想想自己的祖宗发明方块汉字，就让这些先锋诗人们瞎折腾，甚至不知天高地厚地认为自己“有足够的实力挑战李白”，我真的为汉字感到痛心，为李白感到悲哀。我觉得这样的垃圾文字一定要清除掉，这样的诗歌现象就应该遭到唾弃，这样的“先锋诗人”就该挨骂，甚至遭受祖宗对他们文化良知的谴责和鞭打。如果把这样的垃圾文字也当作一种自我标榜的所谓“先锋诗”，我不知道它的“先锋”的意义在哪里？是西方人会认同，还是中国人会喜欢？这些人口口声声说自己手里端着西方诗歌的香火衣钵，可是他们对西方诗歌又真正研究了多少？悟透了多少？懂得了多少？我想，如此“先锋”下去，汉语诗歌也就真正走向了不归路。
从这里我们也足可以看出，今天中国诗坛上的确存在一种极度浮躁和狂妄的情绪。这种情绪发泄到诗歌上面，也就让汉语诗歌遭殃，让中国的文字造孽，让中国读者遭罪。最担心的是这些东西要是真如他们所愿流传到后代子孙那里，还不知道他们是如何来唾骂这一代前辈诗人？
之所以我要把这半天的时间用来浪费在这上面，把这些不堪入目的东西列举出来，就是想让大家看清楚诗歌当今所处的现状是什么？作为一个有良知的诗人，我们首先就应该站出来，坚决抵制这样的“先锋”，而且要毫不留情把这些玷污汉字的文字扫进垃圾。
回到前面诗歌翻译的话题，我想说的是我们要有一种对汉语言诗歌艺术的自信，不要对凡西方诗歌就马首是瞻、盲目崇拜，甚至把西方诗歌某种连西方人也不看的东西当作“写作秘笈”，然后打着“先锋”的幌子，摹仿着制造一堆堆汉字垃圾。
冷静下来我们不妨想想，我们究竟向西方诗歌学习一些什么？不得不承认，西方诗歌是经过中国诗人或翻译家们翻译而传播到中国的，其实这个翻译的过程就已经是一个汉化过程，也是一种阅读诗歌的真正欣赏的过程。因为只有这些艺术素养较高的诗人兼翻译家熟悉外语诗歌语言，懂得它的含义和艺术，但他们用汉语翻译出来，难免发生误差。翻译其实就是一个再创作的过程，这个过程所产生的文字结果体现在诗歌上面，也就造成了诗歌艺术上的差异化。而每个人的语言阅历、生活阅历、生命体验和欣赏水平都有极大的不同，就算外语水平和中文水平都很高，欣赏的角度不同结果领悟到的东西，绝对是不一样的。这也就是刘仰所谓的“意识”和“发现”：两个不同翻译者，翻译的同一首诗，文字及内容相差很大。在不同翻译者的笔下，原作者的同一首诗，简直就是两首完全不一样的诗。
可以肯定地说，今天我们通过翻译作品所能够欣赏到的西方诗歌，实际上已经不完全是原汁原味的原创作品——因为中国人的欣赏习惯和艺术感觉在那些文字里面存在的事实已经发生了。正如刘仰感叹所言：中文翻译作品的魅力，远远不如英文原作。
我这么说并非完全反对阅读那些翻译作品，毕竟有些翻译诗歌还是贴近原创作品。对于不太懂外语语言的中国诗人来说，你想要学习西方诗歌有用的东西，这也是一条惟一的捷径。只是不能够头脑发热，一学习起来就忘记了自己的祖宗，甚至忘记了自己是谁？不好好揣摩西方诗歌中的语言技巧和表现手法，只想着瑞典的诺贝尔文学奖，那就成了一种荒唐，一种可笑。中国历史上就有一个东施效颦的故事，你不去好好学习西施内在的东西，只注重她外在的一举一动，机械地模仿她那一言一行、一颦一笑，那样的结果，往往是学的不会像西施，就连自己也不像了。
一些中国诗人之所以会热衷于去摹仿西方诗歌流派并高举各种先锋的流派旗帜，首先是一种功利主义的驱使，名利梦想对他那颗诗心的绝对占领和控制，另一种就是表现欲太过强烈，总是想要标新立异，出奇卖乖，哗众取宠，其目的不是真正的为中国诗歌的未来发展着想，而是司马昭的路人皆知的狼子野心，他们眼里看重的是，借此引起人们的广泛注目，然后随时都想着如何把持或伺机夺取一种对中国诗歌现场所谓的“话语权”。这样，就往往会让他们通过“名声”在外而得到现实中某种实惠和好处——同时也带来一个诗人真正的悲哀——到头来，他们的文字除了自己喊喊，诗坛上热闹一阵，一些同血型的铁杆兄弟过来吆喝几下，也就没有谁真正欣赏了。如同一片片秋叶，总是被风吹雨打去。
如此下去，中国诗歌的出路又在哪里呢？或许，我们提及诗歌在中国的地位，谁都会拿出唐诗宋词来举例说明，但我认为不是用它来标榜自己作为诗人的身份和地位，那也绝对不是我们这一代诗人公德簿上的功劳。我们要做的事情是如何从他们留下来的大量诗歌文化遗产中获取有用的东西，如何继承他们的衣钵和传统，然后吸纳西方诗歌的一些现代诗歌技巧和艺术表现手法，通过自身的艰苦创作和艺术探索，用自己的心血之作来实现一种新的汉语诗歌的超越，以此来告慰自己的诗歌史上的列祖先宗。
除此之外，中国诗人别无选择。
五
有人总还要问：中国诗人的出路在哪里？做一个中国诗人是不是感到悲哀？我不想为这个问题所纠缠做多少浮于表面的谈论，不妨从语言本身来展开探讨。
谁都知道，中国的汉语文字属于一种象形文字，它包括读音、字型、部首、字义等，书写出来后中国人把它叫作“方块字”，其中读音则是用拼音字母和声调来表示；而西方文字却普遍是简单的字母，属于一种字母文字，它不需要像汉字那样再进行转换就直接书写并使用。看起来那些字母和我们的拼音字母有着形似的地方，但读音、用法都不一样。
西方最具代表性的是英文，也就是现在中国孩子从小学到大学都要求学习并纳入升学必备考试科目之一——英语，很多家长认为它很难，实际上比起外国人学汉语来说，它就简单多了。汉语有表示读音的字母，是用来平常在声音上进行交流，而体现在书面载体上的交流，却是由不同笔画和部首构成的汉字，这些文字单是写起来笔画就比西方英语文字复杂的多。而且通过不同偏旁部首的组合而产生的字或词，往往在笔画、读音和字义上，突然就产生了天壤之别的巨大变化。不像外国人的英文，只需要那些简单的字母，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用字母来加以变化，通过规则拼写形成新的单词、英文句子，就好了。写起来也很简单，绝对没有汉字那么复杂。
最大的不同是，英语在书面交流与声音交流上，体现出来成为语言的方式是一致的。它不需要再像汉字一样，要用一些象形文字来替代声音发出的语音。从这里我们也可以看到一点，英语首先就代表一种使用上的实用性、简单性、机械性和功利性。也就是说，相对于汉语来说比较简单，使用起来也比较方便，非常适合公众普遍交流场合的使用。
正因为这样，英语才会成为世界性全球普遍使用的语言。但我发现，在文字艺术上所处的优势，它就远远不如汉语——凡事情总是有利有弊，语言文字也是一样；别看汉语写起来和读起来都是那么麻烦，稍微不注意，就会让人来笑话，写错字会成为错别字，读错了会偏离中国普通话的标准，可是这样一种复杂化的文字，正因为它的复杂和象形文字本身所产生的一种艺术美，却不是英文所具有的。比如中国的书法艺术，就是由其而直接产生的，世界上任何一种语言，绝对不会有中国书法这样独具魅力的文字艺术。
而中国的书法艺术的发扬广大，却是因为诗歌、绘画等，历来在中国，诗、书、画是连在一起的。尤其是诗歌，古往今来，那些书画名作大都是伴随着中国的古诗词而流传到今天的；如今的中国画也是一样，总是离不开在画上题上一首诗、字一定要有自己的风格，要是少了这一点，这幅作品也就减少了几分魅力。并且有名的艺术造诣颇高的画家，都是要讲究画面必须要有诗歌意境。由此，我们就知道，诗歌作为一种很特殊的语言文字艺术，在中国的古老艺术形式上所占的统治地位。
到了今天中国新诗取代了就诗，却很少有书画家在自己的作品上写上一些新诗，这是诗歌与绘画、书法艺术的脱离。经历了几千年的朝夕相处的蜜月时期，无疑到了现代诗歌的产生，诗歌突然就被其他艺术彻底宣告分手扬镳——走向语言艺术的独立。
诗歌走向这样一种独立，很难说是好事还是坏事情。至少有一点，我们可以了解，最早诗歌是和音乐、舞蹈等艺术亲密无间、走得最近，单是最早的《诗三百》，也就是后来被尊称的《诗经》，它就是一部入乐的诗歌选集，共305篇，大约包括公元前十一世纪（西周初）公元前六世纪（春秋中叶）的各地民歌和王室乐词。按音乐的性质，分为风、雅、颂三类。其中：风，即土风，是一种民乐，包括十五个属国的地方乐曲的歌词，故亦称国风、十五国风。雅，是音乐的名称，它是西周王畿的乐曲。其中，小雅较近于民间，大雅则出于庙堂，他们多半是贵族燕飨时所奏的乐歌。颂，就是赞美诗，也是配合舞乐的唱词，是宗庙祭祀时用来娱乐神祗，颂扬祖先的舞歌。可见，《诗经》实际上就是一部可以歌唱的诗，而且唱的时候伴随着优美的舞蹈。后来诗歌的发展也继承了这个传统，一直都和音乐、舞蹈保持一种骨肉相连的密切关系，不离不弃。只是有一个现象值得引起我们关注，那些诗歌伴随着音乐流传到了今天，而那些令人如痴如醉的音乐舞曲，却不知魂消何处？
可以说，这应该归功于文字，也就是我们的汉字文化，没有汉字始终作为诗歌的第一载体，如何也难以想象，今天我们可以读到《诗经》，可以领略唐诗宋词的美妙所在。不管怎么背道而驰，诗歌从哪一种艺术形式上剥离下来，最终汉语语言文字是它的忠实护卫者。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汉字对中国诗歌所产生的功不可没的巨大作用。正因为有了这一层盔甲式的保护，汉语诗歌才得以幸存下来，哪怕所有的艺术都和它不辞而别，它只要不离开汉语语言这个艺术的殿堂，就不会自行消亡。
回到开始的话题，我们的汉语诗歌是不可以离开汉字这个保护伞，否则，也就会像母亲肚子里的婴儿，只要断了羊水，就随时都会出生生命夭折。西方诗歌就不存在这个问题，就拿英语来说因为它的声音和书面交流的一致性，文字对诗歌而言是一个符号，诗歌对文字本身的依赖性不是太大。可以说，西方人欣赏诗歌可以完全从听觉上进行，而且这样的途径不需要像汉语诗歌非要依附于音乐和书画那样，需要诗歌也带着某种韵律或造型艺术。同时，他们只在乎一种语言的心灵感觉，就像英文你只要把字母连成的单词，组合起来或拼读出来，它们就在人的大脑里面产生了强烈的语言上的共鸣，文字仅仅是为了一种记录和保存，字母本身对诗歌来说毫无意义。西方的诗歌和西方人一样，一开始就追求自己作于语言艺术的个性独立和自由，从某个角度来讲，汉语诗歌也正在走向这样一种艺术独立的道路。
应该说，如今中国的现代诗歌，已经不需要依托于其他艺术形式，完全成为一种独立于音乐、书法、舞蹈等艺术之外的语言艺术，这是一个非常可喜的信号。尤其是对汉语语言来说，它将为自己生了这样一个继承自己香火的儿子而欣慰，并庆幸祖辈替自己积下来的阴德。为什么这样说诗歌？这是有道理的，你看诗歌虽然依附于音乐、书画等艺术形式，但它终归没有完全侵占它们的地盘，而占为己有。虽然音乐这种艺术在中国的生命过于短暂，但诗歌毕竟没有阻止它的再生和发展；哪怕依附着诗歌发展和诗歌关系最是密切的书画艺术，也有属于自己独立的天地空间。
眼下音乐成为比较流行的艺术，它还是改变不了它的天性，那就是即时行乐，可以说，音乐是属于一种特别注重感官享受，表现为强烈的现实主义和功利主义思想的艺术，这也就决定了它天生下来就不会寿命太长，难以长久传于后世。古时候就有这样的教训，可是它们不想吸取；反正是一种快餐艺术。吃了就可以再要一份，而且，就跟那些一次性的筷子一样，把一顿饭吃完，你就完全可以抛弃它了。反正它也毫无怨艾，只要口袋里头装进了一把钞票，又自娱其乐。
与音乐相比，比较现实的还有书画艺术，但这里需要把书法和绘画分别开来：因为中国画面临一个强大的竞争对手——西方油画，对于一个崇洋媚外的时代来说，现阶段中国人认为什么都还是外国洋一点的最好，所以，几千年视如国宝的中国画突然失宠，甚至沦为“姨太”艺术；至于书法，因为它依附于汉文——中国血统文字的绝对优势，在现实世界里仍然处在一个比较尊贵的位置，而且它比较谨慎小心，不太张扬，所以也还是博得国人由衷的喜欢。
那么被这些艺术抛弃的诗歌呢？它总是改变不了先天的禀性，一方面想自己独立起来走自己的路，另一方面又总想着依附于别人来获得生存——借以重现昔日辉煌。所以，也就被上个世纪的社会革命和文化改造所利用，到头弄得自己什么都不是，成为一种看起来一无是处、不思长进的怪东西，就像被主人赶出家门的败家子。流落街头。灰头灰脑蹲在一个暗角落里。
只有在这个时候，诗歌有点“无处话凄凉”的感觉，本来应该冷静下来，好好学一学越王勾践，卧薪尝胆，厉兵秣马，再等待时机东山再起。偏是又患下一种时髦病——浮躁，想和流行音乐学招数，不切实际通过包装炒作或赤身裸体去即时行乐，难怪也就又落到今天这样的境地。也难怪有人会落井下石，把它比作“失宠太子”和“没落贵族”来进行一番戏耍。
偏是一些不肖子孙还不争气，日夜做起洋梦。老想着从诺贝尔老人那里分一羹汤，甚至抱怨他老人家，为什么让几个瑞典只懂得西方语言的糟老头看守那道门槛，不长眼睛看看，咱中国几千年古老诗歌国度的语言艺术——甚至心急起来，就想着把身子贴在西方诗歌的门上，想从那门缝里一头扎进去，结果把身子挤瘪，脑袋挤破，落得一副让人痛打落水狗的下场。
说到这里，我不禁为自己也作为一名诗人感到一种时代的悲哀。但慢慢我也思考出来一些道理：诗歌在中国的惟一出路不是洋化，而应该是汉化。这个汉化的过程不是翻译或摹仿，而是真正脱胎换骨，也就是经过一场时代的文化大裂变，如同凤凰涅磐后——新汉诗的诞生。
前面我说了，汉诗已经走向独立的语言艺术道路，那么，首先就要好生珍惜自己惟一还拥有的“幸运伞”——那就是汉语言文化对它的厚爱和庇护。如果说西方人欣赏诗歌主要是从听觉上来获得美感和文字外语言艺术感觉上所带来的快乐，那么，中国人对诗歌表现的欣赏欲望往往要比他们复杂的多，除了诗歌在听觉上要产生一种音乐般的节奏美，在书面交流上透过文字来进行的视觉上建筑美的欣赏，至于文字本身则需要一种内在绘画美，甚至带着某种神性、禅意，那简直是一种只能意会、不可言传的绝美感受。
相对而言，西方的诗歌比较注重理性思维的东西，而汉语诗歌注重的是非常感性的文字；西方的现代诗特别注重个性自由的发展，而中国诗歌奉行的中庸之道，需要个性与共性的完美结合。西方人比较喜欢轻松随意，而中国人做什么都比较讲究汉字一样的方正圆缺，这就决定了诗人获得国人的认可，在汉语诗歌艺术上走向独立成功的难度要比西方诗歌要大的多。
尽管如此，也决定了汉语诗歌的艺术的永久性和具有永恒价值的生命力。我始终都认为，英文最大的好处就是交流比较简单，使用非常方便，尤其是我们中国作为技术和管理相对比较落后的国家，通过学习英语就可以马上掌握西方最先进的科学技术和现代管理经验。——在这里，英文文字不带有任何色彩，它只是一种符号，一门语言工具。西方国家会因为他们希望获得自己价值观和实际利益的最大化，也会不在意你通过这样或那样的途径就获取它的东西。而且，我们通过翻译学习他们的诗歌，也比起他们通过翻译欣赏我们的古典汉语诗歌要简单多了，这种简单给我们带来的是诗体形式上的借鉴和表现技巧上变化把握。——就好比那些先进的机器设备和附在上面的说明书一样。
但是，诗歌毕竟是一门语言艺术，它是可以给人带来情感享受的艺术，只是西方人因为感知语言的先天性的不同，他们表达情感和享受情感艺术的方式，往往和中国人也有着许多的不同，这样感官体验到的感情深浅也不一样。人的感情总是复杂的，加上汉语本身所具有的复杂性，诗歌所产生的艺术完全会因为欣赏者不同而发生结果上的变化。所以，我始终认为汉语语言最适合诗歌这样一种语言表现艺术，因为汉语语言最适合表达人类极其丰富而又复杂的情感，我们用这样一种伟大而古老的语言文字创作出来的诗歌作品，一定会是这个地球上最美的枫叶一般的信物，也是最优秀的世界语言艺术。
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应该为自己生活在这样一个具有世界最伟大的语言的国家而感到骄傲，感到幸运和自豪。
今后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我们与西方人所展开的竞争，或许在技术和管理上，因为他们那种语言所具有的简单化、规范化和程序化，使得他们总是处在一个很有利的优势上，而我们就会处在一种先天不足的劣势上。但是，在文化上面尤其是语言艺术上面，我们会因为自己所拥有的语言艺术上的绝对优势，和几千年来老祖宗们流传下来的宝贵的文化艺术财富，将会让中国人站在一个绝对高度上的优势地位，这是毫无疑问的。你看，我们通过最简单的英语很快就会掌握世界上最先进的技术和管理方法，可以很快通过国外的资金技术和观念来改变我们国家贫穷落后的面貌，可以通过外来加工发展自己的民族工业，逐步创造出属于自己的名牌，可以利用国外的管理体制优势改造自己的落后农业和教育，利用科学提高自己的国防技术和科学技术，利用外国的消费模式提高人们的物质生活水平，等等。随着国家经济实力的增强和世界地位的不断提高，今后这头东方雄师必然会获得世界为之瞩目的地位，到那个时候，西方国家反过来向我们学习，地球上其他国家也会把自己朝向西方的脸——转向我们这个世界上曾经最强大和繁荣的国家——这个今天屹立在世界东方的巨人，而他们向我们学习的就是博大精深的中国文化，而能够体现这种文化的不是音乐，也不会就是书画和古老建筑艺术，而是以古老汉字为载体的诗歌文化艺术。我想，诗歌作为中国最古老的文化，以及它通过新汉诗运动脱胎换骨式的大改造和创新发展，它所发出的能量将是中国目前任何一种艺术都不可以也不可能相提并论的——因为汉诗最能够体现汉语语言的特色和内在灵魂。
考虑到以后诗歌文化的发展，除了语言艺术上的追求，我想诗歌还应该在欣赏方式途径和传播渠道上有更多形式上的改变，不单单就是现在的书面阅读、网络交流。它还是可以借助于电视这个媒体，与音乐、舞蹈、书法、雕塑等艺术联合一体，携手共进，同步发展，重温千年旧梦。这个是完全可能的，比如我上半年策划的一档大型诗歌综合性电视节目，就可以把它们全都召集到一起，通过电视节目整合它们各自的优势，首先就给国人创作出一道颇具中国特色的精神文化大餐。如此而来，也可以让中国目前的娱乐文化从低俗化走向高雅化、多元化，诗歌文化艺术由此也将走向大众化发展的道路。
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人真正发现到这点，或领悟和意识到这一点。所以，汉语诗歌也处在一个文化大繁荣的前夜。其实只要仔细想想，就会认同我的观点的正确性，因为现在很多人已经发现，“诗歌是不可以翻译的”，在这点上，汉语诗歌则更是具有绝对的权威来说这句话。况且，我们也不是为了让外国人来欣赏就写诗、发展诗歌文化，中国现在所拥有的诗歌网民就有七千多万，随着新汉诗运动的逐步深入，汉语诗歌艺术创作道路上的突破，当中国诗人不负众望写出了大量优秀的诗歌艺术作品，并且有了良好的传播渠道和方式，对于这个古老的诗歌民族来说，绝对不会再像今天，冷冷地把诗歌关在自己门外。
当然，因为汉语言艺术的特殊性，总是会让一些对中国诗歌发生兴趣的西方的诗人、汉学家和翻译家等，在翻译汉语诗歌时感到非常头疼。只是他们那时候发现中国人都那样喜欢这门艺术，又有很多和中华民族血统接近的国家也特别喜欢它——唐代就有日本和高丽人前来长安学习中国诗歌、如今东南亚一带国家也有很多人在写作汉诗，那么，西方人为了领略到这门艺术的奥秘和享受到诗歌所给自己带来的快乐，无论如何也会想着把汉语学习好。通过他们的欣赏再进行广泛传播，中国诗歌的影响也就会越来越大。中国文化也会随之在这个世界产生极其深远的影响。
所以，在这里我觉得，我们没有必要为自己是一个中国诗人而感到悲哀，更没有必要为自己是一个中国人而感到自卑。也大可不必把西方诗歌当作现代诗歌的主旨，甚至作为自己民族诗歌文化的传统。我想我们只要按自己的现代语境下新汉诗语言艺术规范，创作出这个时代最优秀的诗歌作品，就不怕没有人不欣赏。我们不需要通过翻译来赢得诺贝尔奖的青睐，我们会有自己民族的最高荣誉的诗歌奖，而且这一奖项会因为汉语诗歌文化在世界上的影响，而具有和诺贝尔同等的权威和地位。我们这个伟大而古老的东方国家正在崛起，同样，代表着这个国家和民族的诗歌文化，也会有最辉煌灿烂的明天。
中国诗人的路在路上，也在自己的脚底下伸延。
2007.12.27 岛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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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气魄。同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