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的伙食是最好的



1959年到1961年是我们国家的困难时期。相较而言,四川是最为突出者。哀鸿虽不遍野，却也常见。廖伯康在他的回忆《历史长河里的一个漩涡》中明确地说，四川在这三年中死了1000万人。四川总共才多少人？7000多万。死就死了七分之一。抗日战争死了多少人？从1931年“九一八”事变起至1945年抗战胜利止，共是14年。按最新的统计，死亡人数是2100万。和平时期的三年四川居然死了1000万，实在是让人触目惊心。谁该为这场历史性灾难负责？通常的回答是自然灾害。廖伯康本人都不完全同意。我的家在离成都只有10几公里的新都县，似乎从来就没有见过田土龟裂、洪水泛滥。死去的都是些小民，弱势群体。不，准确地说是弱势群体当中的弱势群体。城里的人再困难每月都有定量供应的大米，农村有什么？白天的太阳，晚上的月亮，门前小溪中的长流水。算了，陶渊明早就在他的诗中说过了，“死去何所道，托体同山阿。”

活着的人也难熬。人民公社是集体伙食，不准单家独户弄吃的。搞了一段时间以后就没粮了，没粮了就瓜菜代。瓜菜都没代的了，就散伙。家里有什么呢？四壁空空。对食物的渴求，还真有点像安徒生童话《卖火柴的小女孩》。记得在一个晚上，可能是半夜过，有人轻轻地敲我家的门，并神秘而喜色地对我妈说：“快去，分肉了。”那还慢得了，她老人家兴冲冲立马就走。过了好久，才拿了一块肉回来。是什么肉呢？母猪肉。哪来的？队上有一头老母猪病死了，并且埋了。可到了夜深人静的晚上，社员们就把它从土里掏出来，煮熟分了吃。一家人欣喜若狂，立即大吃大嚼起来。自然好吃得很，糠馒头根本没法比。糠馒头是那时的一种食物。谷壳硬朗，与米分离碾碎后就成了糠。将糠混和一点米饭拿来喂猪喂鸡喂狗，这是社员们的通常的做法。因没吃的，这种糠我们也吃过。喂牲畜的糠太粗，要用筛子筛一下。我们吃的是细的。糠不能凝成团，要混和一些面粉或米粉。做出来的糠馒头是圆的，比高尔夫球大不了多少。很难下咽，喉咙火辣辣的，而且还剌痛。吃之后几天都解不出大便。有的社员黄莲树下弹琴——苦中作乐，说三天不屙屎，成老丈（胀）人了。不得不吃呀，为了活下去。想听听饥饿的感受吗？什么东西都想往嘴里塞。30年代著名的街头剧《放下你的鞭子》中饥饿的香姐不是说过她见了小猫小兔都恨不得生吞活剥地吃下去吗？我们即使差也不会多。如果有吃的，不管是什么，肚子填满了，而且自己都能感到食物都塞到喉咙口了，还想吃。

想来也自然，只能有这样的结果。虽然我们在读高中，每个星期天都要在生产队做活路，挣工分。有一天的活路是这样的：把几十亩田的水稻移裁到一个田里。水稻长得很好，青油油的半人高，而且已经抽穗了。正处在关键时期,应细心经佑,否则会影响产量。可管不了那么多，必须移植。那是社里的指示。怎么个移法？选一个移植田，其他田的水稻都往这块田集中。如何集中法？窝与窝之间不是有窝距吗？行与行之间不是有行距吗？一概不要。一窝紧挨一窝。这样，若干田的水稻就能移裁到一个田了。战斗开始了。以移植田为中心，数十人排成若干一字形的队伍，向四周辐射。最前面的负责扯水稻——先扯近处田里的，后扯远处田里的；扯后就递给最近的人，接着就一个一个传下去，直至到被移裁的田里。顶着烈日，冒着大汗，从上午干到下午，除了那块移裁的田，周围许多田除了烂泥之外什么都没有了，据说有二三十亩。那块植株挤得不能再挤、密得不能再密的移植田就称之为高产田。有首民歌是这样描写这样的“大丰收”的：“玉米稻子密又浓，遮天盖地不透风。就是卫星掉下来，也要弹回半空中。”我们的水稻就是这样将卫星弹回半空中的。弹到是弹回半空中了，那块所谓的高产田几乎也被弹得颗粒无收了。社员们不知道吗？知道，可谁敢说？检察团要来了，没有谁不怕挨批。 季羡林先生讲，“假话全不说，真话不全说”，无疑是一种完美的人格要求，理想的道德标准。不过，要做到实在是太难了。还是言归正传吧。政府也明白，再这样艰难下去实在是不行了，为了保住我们这些学生，将我们转成了国家供应。我们顿时感到了活的喜悦。当时流行一种病：浮肿。先是脚，然后漫漫扩散到脸上。找医生看，医生说，吃点白丸药就好了。白丸药就是白米饭。我进西师脚都有些肿，我还去嘉陵江对面的黄桷树小镇找中医看过。

西师的伙食费是每人每月9元。高中转成城市供应后，我们的伙食标准是每月6元，自己负担。现在不仅多了三分之一，还国家出。与原来相比，无疑是上了一个台阶。

我们的宿舍——桃园二舍，地势比较高，还被绿树环绕着。每当东方泛白，有时起床的喇叭都还没有响，窗外就响起了叫卖牛奶的女声。或许是怕惊扰了还没醒来的同学，声音清脆而不太高，但这给人的印象还不是最深的，最深的是词语运用上的别具一格。她每次都只用四个字：牛、奶、同、学。而总是这样的顺序，从不颠倒。按习惯，“牛奶”这个词叫后应该略停一下，再叫“同学”；可她不，她连着一起叫，中间些微停顿都没有。那就成了这样：“牛奶同学——牛奶同学——”她从楼的这边叫到楼的那边，又从那边叫到这边。我没有听到过哪个同学因为这个叫声打破了自己的美梦而呵斥这个女子，相反——用现在的话来说，还感到是给我们增添了一道风景线。每杯好像是一角，但我没买过，似乎我们寝室的人都没有饱过这样的口褔。我们没有这样的经济能力，靠的是食堂。

出宿舍，下几公尺石梯就是一个平台，一条林荫道静静地躺在那里。路的左边是川外的教室，右边是中文系的食堂，但要再下一个台阶。食堂有几十张桌子，容纳得下数百人进餐。

开饭的时间到了，食堂里人挤人，热烘烘的。八个人一桌。桌子中间放的是盆盆饭。洗脸盆蒸的，一般都是大半盆。菜放旁边。没有哪一桌是随便舀，都是要分的。分饭是一个严肃而认真的工作，轮留值日。饭要分成八等分，也就是八牙瓣。有的用筷子在饭上先画一个十字，然后错位再画一个十字，八等分就出来了。但筷了毕竟接触面宽，而且划过后饭翻翻的，既易欠公平又不美观。于是，有的就改进了，用或木或竹或铁的刀。如果划的人有技术，刀下去就直着走。如果技术不好，或有“打猫”心肠，就会上面直而下面偏，分量因此也就有了差别。这可是个问题，特别是对于男生来讲。本来肚里就常叽哩咕噜，再少些分量，哪怕就是不多，心中都会有点“那个”。饭分好就进入选的程序。程序之初，有的分饭者还要把盆子任意转动一下，打乱分时哪一牙在哪个人面前的格局，以示公平。谁先选呢？轮留坐桩，分饭者一般无先之权利。坐桩者有优先权，也就是可选自己面前的，也可选别人面前的。有的人不管大小都只选自己面前的，不好意思把筷子伸到别人面前去。有的人可不管这些，哪一牙大就选哪牙，不管在谁面前都无所谓。反正，筷子往上面一插就算搞定。在分饭和选饭的过程中,眼睛大体都往盆子里落。即使有时扭头与别人说话，余光也会很快扫到那里。不要说别人，我自己都觉得我们既可怜而又可悲，实在是与我们的身份和理想太不相称。其实，我们很不愿这样，我们非常无奈。从另一方面看，我们也是可以理解的。那盯着饭盆的眼神，多透露出的是自己应该享有的权利的守望，而不是想去人家的份额中攫取。如果进一步思考，似还可以有这样的认为：是在维护特殊历史条件下自己生存的权利，同时也在维护他人生存的权利。每个人的生存权都是平等的，应该得到同样的尊重。当然，不能否认,也有人有为己的意图。

也许有人会指责我们,说你们太缺乏互让互敬的精神，一点饭都会如此斤斤计较；也许还有人会这样指责我们，说你们不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吗，自己的灵魂深处都聚集着乌云。如果晚出生几十年，如果视学校的伙食可有可无而坐在装修豪华的肯德鸡餐厅里啃着流油的鸡腿，或许我也会有这样的想法。要是通过时间隧道能回到从前，建议指斥者去过过我们那时的日子。实感之后发的议论，可能就会是另外的样子。可惜，历史是不会倒退的了，也不容许倒退。是不是还可以这样考虑一下，如果没有我们和我们之前之后的知识者对社会前进的努力与付出，今天会这么快就成为了今天吗？

不管怎么说，我们的生活是在好起来了。每人每月伙食费由9元升至了12﹒5元。有同学星期六或星期天回家或到某处去，将饭让给其他人吃了，而且是白吃。不久，还开始了赌饭。当然是男生。有一个同学自认为很吃得，同学们就赌他。拿一盆给他吃，但必须吃完。如果吃不完，就要受到某种处惩。一盆饭是二斤四两米，蒸成饭在数量上是要翻倍的。听说，我们这个同学，一口气居然把一盆饭吃得精光。大家不得不伸出大拇指。

渐渐地，有这样的消息传了出来：饭敞开吃。这可是有保障的大锅饭，与通向共产主义金桥的人民公社的大锅饭不可同日而语矣。这个日子终于在1964年的某一天兑现了。食堂里兴高采烈。每张桌上都放了一盆盆肉——让人唾液顿生的大肥肉。装饭的木桶要两个人合抱才抱得拢，而且放了好多个。那里面装的，全是热腾腾的白米饭。想舀多少就舀多少，能吃多少就吃多少。管伙食的在各饭桶间转来转去，见要舀完了马上就叫又抬上来。个个吃得红光满面。赫鲁晓夫不是说土豆加牛肉就是共产主义吗？我们可比他说的丰富多了。而且，他还没有说取不取消定量呢。我们可是随便吃。我们才是真正的共产主义呢。乌啦！几天之后，饿坑填满，饭量也就降了下来。吃牙牙饭终于成为历史了。同学们都很得意，还经常比着说：在重庆的大专院校中，我们的伙食是最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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